“有多少人认为在GDP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还能够履行此前做出的绿色增长承诺？”BBC亚洲财经记者Karishma Vaswani问道。9月9日，能够容纳200人的演播厅中，一场主题为“中国的绿色增长议程”的讨论展开，台下约2/3的参会者举手表达了他们的信心。

　　这样的乐观态度贯穿了达沃斯论坛中与低碳经济有关的6场讨论。自2005年以来，工业贡献了近一半的GDP，其中70%以上的产值来自于重工业，但参会者们仍然认为，下一阶段中国政府将采取措施限制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此前我们的目的是满足需求、实现增长，但现在节能减排才是第一位的。”在以“亚洲能源新展望”为主题的讨论中，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说。

　　发展清洁能源和限制碳排放是实现节能减排计划的核心。Karishma提及的承诺，源自6月30日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这份文件中，中国提出了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尽早达峰的自我要求。届时，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也将翻倍，从2014年年底的11.1%提高到20%左右。这些承诺意味着中国的低碳经济建设步伐仍需加速。

　　“实现这个目标应该说压力是很大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开幕式上做出回应，“我希望不要因为中国加大环保力度，可能影响一些经济增长速度，就说‘拖累实体经济了’。”

　　清洁能源属于新兴的绿色经济增长动力。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4年6月表示，中国在雾霾状况恶化之际应增加替代能源的供应。市场已对此做出了反应。

　　“未来，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顺风国际清洁能源有限公司CEO罗鑫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表示。在他参与的“电力行业转型”讨论中，参会者们看到了清洁能源发电能够释放的巨大潜能。“日本是个很好的例子。”罗鑫说。来自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和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报告显示，目前日本单位GDP能耗仅为中国的1/7.2。

　　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正在下降。“今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了5.9%。”李克强说。这源于清洁能源发展及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比重的下降。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国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从目前的66%下降至62%以内，当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本世纪内出现第一次下滑。

　　这将对一些以消耗传统能源为主要发电动力的企业造成一些冲击，例如冶金与建材行业。如今，它们在向使用清洁能源电力为主的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来自于清洁能源发电的高昂价格。世界最大的电解铝生产商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在中国拥有多个冶金厂，其总裁OlegV.Deripaska在“中国的绿色增长议程”讨论中说，“显然，煤是一个不可放弃的能源，用煤来产电的话会更便宜一些。”

　　不过，煤炭发电的低成本优势或许不会维持太久。全球最大光伏组件供应商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对此回应称，“现在光伏电板的价格是10年前价格的1/8，我认为到2025年，太阳能发电成本和煤炭发电成本能够竞争。”

　　燃烧煤炭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来源，能源结构的调整对完成节能减排计划而言意义重大。国际能源署认为，中国的表现是去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停止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能源结构调整的同时，中国开始尝试以市场交易的形式降低碳排放量，完成此前做出的承诺。碳交易市场被认为是治理大气污染的有效市场措施，冶金、石化等领域的高耗能、高排放企业被纳入监管主体范围，在市场内交易分配到的排放额度。按照国家发改委规划，2016年，中国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全国的碳排放额度将被分配到各省级单位，由省政府决定哪些产业或哪些企业、工厂需要被纳入监管范围并分配排放额度，其后这些监管主体可进行交易。

　　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国内政策和履约处处长蒋兆理对全国市场的规模做出预期：如果仅以现在对排放量为基准，交易额预计将在12亿-80亿元区间，如果进一步考虑期货，交易金额可能会达到600亿－4000亿元。

　　市场规模巨大，但专家对此仍有担忧。“建立全国的碳市场并不容易，需要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法规的完善。”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在会上说。

　　“全国市场中，建立一条基准线是最重要的，参加的企业需要知道我到底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这需要科学的算法，”麦肯锡可持续发展与资源有效性分析师许浩对《商业周刊/中文版》分析了建立全国碳市场的必需前提，“还需要设定一个合理的减排目标，才能具体进行排放权的分配。”

　　尽管中国政府做出了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峰的许诺，但并未给减排目标设置一个绝对值，取而代之的是承诺了碳强度（单位GDP排放量）的降低区间：2030年碳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60%－65%。“这首先在排放权的下放分配上造成困难，其次对参与企业的激励也并不充分。”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Paul Polman在讨论中说道。

　　不过，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已有一些经验可供借鉴。此前，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城市已率先建立了试点市场，2015年是它们的首个履约年。7个试点市场累计成交碳排放量目前已超过4000万吨，成交金额超过12亿元。

　　试点虽然各自成功，但建立全国市场并非对7个市场的简单联结。“现在7个市场的交易规则都不一样，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法律规定，有的地方是部门文件，有的则是人大决定，有的地方以行业划分确定监管主体，有的则根据企业性质。如果要建立全国市场的话，还需要把规则统一起来，比如确定排放量到多少的企业将作为新的参与主体被纳入到全国交易市场中来。”许浩说。

　　关于Karishma提出的问题，许浩觉得保持GDP增速与兑现绿色增长承诺并非完全对立。“重工业在调整”，他说，“打个比方，以前大家都是抓紧出去盖房子占地盘，房子是什么样不重要，但是现在大家的目标都是盖好房子。”在他看来，国家设立排放标准加速了重工业领域企业优胜劣汰的过程，“压下来的环保指标，你完成了，就证明你的节能水平上来了，能效提高了，过程比较痛苦，但是对产业升级来说肯定是好事。”撰文/文亿编辑/杨贵

　　总之雾霾状况恶化之际，中国需要努力减少煤炭消耗。发展低碳经济或将是保持经济增速与完成环保承诺的两全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