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在在巴黎布尔歇镇的会场敲下绿色木槌，最终宣告《巴黎气候协定》的达成。这项协定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调动资金，并且各国政府已经承诺“要让资金流向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强气候适应性的路径保持一致”。重要的是，《巴黎协定》仅仅只是开始，未来还将就各国央行、金融监管机构、以及金融机构自身所采取的行动展开更为广泛的正式谈判。

       过去25年间，联合国气候谈判的金融议程大多围绕着如何将资金从富裕的工业化国家转移至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展开。2009年，各国政府商议决定，到2020年，发达国家通过各种公私渠道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拨款1000亿美元。

       气候融资议程中将资金从数十亿增加到数万亿，这一点说明巴黎协定制定了更高的抗击气候变化的目标。对法比尤斯而言，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金融系统必须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对气候风险进行考量，设定远大的目标，并且把它们纳入投资决策的考量之中。”

       12月上旬巴黎气候峰会在布尔歇召开之时，气候融资新模式中三个关键因素终于汇聚一堂：核心是正式谈判，核心之外便是金融系统监管者的行动，而最外一层是金融部门自身采取的行动。

       法比尤斯宣布达成这份分为多个阶段的《巴黎协定》，向金融业者传达了一个重要信号：必须在本世纪末将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净排放量降为零。《协定》还列出了调整金融系统重心的具体步骤，确保其对气候变化日益突出的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做出应对。

       现金方面，《巴黎协定》协商过程中，工业化国家和全球各发展银行均一致承诺提供公共财政融资。谈判结束时，标志性的1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目标已经不再是上限，而成了下限。

       然而，仅盯住文本就会忽略巴黎协定一揽子计划对气候融资的整体意义。金融系统规则制定者参与第二阶段行动——金融行业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牵头成立的气候披露特别行动小组在巴黎启动，由前纽约市市长、金融信息领域的领军人物迈克尔·布隆伯格担任主席。

       监管机构初步行动之后便是第三阶段，也就是金融机构自身的承诺。拥有资产总数超过24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在巴黎大会上表示支持达成一份雄心勃勃的协议，包括引入广泛的碳定价机制。

       包括比尔·盖茨、维诺德·科斯拉、马云以及乔治·索罗斯在内的28位亿万富翁共同创建了突破能源联盟（BreakthroughEnergyCoalition），并表示将私人资本投入到公共研究部门开发的创新清洁技术中，还承诺投资11万亿美元支持扶植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绿色债券已经成为对特定气候融资方案进行资金分配的最有前途的途径之一。

       除此之外，在投资组合脱碳联盟（PortfolioDecarbonizationCoalition）的动员之下，一个由25家投资机构组成的联盟做出承诺，将减少其麾下6000亿美元资产的碳足迹，这一数字是2014年9月联盟成立之初预计数量的六倍还多。

       巴黎峰会召开已经5个月过去了，新的议程对金融决策者和资本市场已经产生了明显影响。中国已经将发展绿色金融放到了“十三五”计划的核心位置。作为2016年G20峰会轮值主席国，中国还专门成立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目前，各国正在制定“绿色金融战略”，从而落实在巴黎峰会之前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s）。

       市场在冲击到来之前重新分配资金，公共财政拉动私人资本，监管部门在金融稳定的概念中纳入去碳化和环境韧性这两项新的需求。只有在上述所有要素协同作用下，才能实现转型。而《巴黎协定》则最终为建立一个能够调动数万亿资金的新型金融框架奠定基础。